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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阳县农村地区近年来突然掀起了一阵“人情风”,一时间升学宴、满月酒、乔迁礼、开业典礼、祝寿席各种办宴席需要送礼的由头琳琅满目,使得群众送礼的日常开销负担加重、苦不堪言。双桥镇就是“人情风”重灾区的典型代表,双桥镇村民把本镇戏称为“拱门镇”,因为哪家要办酒席就会在集镇上竖起一个充气“拱门”。“拱门”以前是商家为了吸引顾客搞商业宣传所使用的,现在“拱门”被村民用来提醒乡里乡亲自己家将要办酒席。“

以前只有婚丧嫁娶大办,现在啥都能办宴席,我这几个月挣的钱全部都用来送礼了!你去看街上全是红拱门,那全是要我的钱,也是要我的命。送礼送的我想哭呀”。对于紫阳县移民搬迁的重点镇,因诸多群众搬到集镇居住,搬迁酒也就成为了镇上各种酒席中最多的一种“喜酒”。农村相较县城来说贫困程度深,人均收入低,但人情送礼的标准一点也不比县城低。民众碍于人情面子,只要有人办酒,即便借钱也得去,甚至攀比成风,推波助澜使得“人情风,,肆无忌惮。“我一年要送几万块的礼,现在的礼根本送不起。一到过年,出去打工的人都回来了,平时村里有人办酒席,那些打工的都叫家里人帮忙代礼[2],所以他们过年回老家也疯狂办酒席,想把送出去的礼金收回来”。在当地一个家庭一年以内要支出近万元甚至几万的人情份子,占据年收入的大部分,让原本拮据的农村群众更加捉襟见肘。
“中国大部分农村地区已经不能内生规则,而原有的文化和规范相对脆弱,很容易在外界不良风气和行为的冲击下被肢解。一旦文明的乡风被破坏,就难以自我恢复、自我净化,需要外部权威性的规则介入进行规范重塑和文化重整”。基于殡葬改革、“新民风建设”的推行,2015年紫阳县城区以及乡镇开始兴起建立红白理事会,力图解决该问题。城关镇青中村精准扶贫工作队率先进行该项工作,向群众征询意见和建议后设立了红白理事会,制定红白理事操办规程,因效果显著使得其他乡镇纷纷效仿。红白喜事会的性质虽为群众自治组织,但是具有国家管理性质,起初是为打击“人情风”而设立的,后来专门负责农村殡葬改革中丧事活动的规范工作。
首先介绍各乡镇红白理事会的组织结构。红白理事会成员只要来源于村支部里的村干部,以前传统丧葬习俗中操办红白喜事经验丰富的“主管”“支客”等,以及村里的“知名人士”。对于红白理事会的“领导班子”,如会长(一名)、副会长(一到3名),以及普通会员(或称“理事”)若干都采取广泛参与、民主推选的方式进行选举。
红白理事会制定红白理事会章程,通过与村民签订新民风建设承诺书或倡议书,主动介入宴席举办,悬挂横幅向群众宣传“新民风”,设置举报箱或监督牌,将红白喜事的管理规范纳入村规民约等方法着手进行丧葬管理活动。红白理事会主要以事前报告、事中监督、事后奖惩三种方式发挥作用以及从四个方面的内容去规范丧事活动的举行。第一方面是实行宴席报备制度,群众操办红白喜事的时候,需要提前向理事会提出申请,对不符合规范要求的,理事会一律不协助操办。二是限制丧事宴席的规模、流程、以及花费。村民办理丧事向当地村两委报批后,由红白理事会指导。办理丧事不应当超过三天;不吃流水席,严格明确宴席价格标准,包括酒水和香烟的价格;宴席规模原则上不超过20桌,出席宴席的人员原则上属于本人亲属范围之内。三是限制礼金的数量,要求礼金簿上填写的礼金一律不得超过200元。四是建立责任制度。党员不得出席违规宴请,对于村干部、党员带头违反的应当依法依规处理;对于低保户举办违规宴请的,红白理事会会建议民政部门取消其低保资格;普通群众举办的,不能评先进,不推荐入党,不得享受各种优惠政策还会以广播、公示等方式被通报批评。
陶郁与刘明兴提出“交叠性权威”在农村基层冲突中更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而这种“交叠性权威”就存在于兼顾“自主性”与“嵌入性”的社团中,因为“自主性”使得社团更容易获得群众的支持与拥护,而“嵌入性”社团更容易得到政府的支持。红白理事会作为政府发动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同时保持着“自主性”与“嵌入性”,其功能的发挥会对乡村治理水平与村民日常生活产生促进作用。红白理事会减少宴席的举办减轻了人民群众的人情负担,限制丧事活动的花费为村民节省了成本支出,也有利于净化铺张浪费、盲目攀比的不良风气,在国家推进移风易俗中发挥重要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