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华文从丧葬史的角度出发，认为丧葬的产生是因为人相信灵魂的存在，不仅如此，灵魂并不会随着人的死亡而消亡，灵魂是不死不灭的。因此，丧葬史的进化与灵魂信仰紧密相连。这并非陈华文首创的观点，相反，关于灵魂信仰与死亡之间的关系一直以来都有人讨论。泰勒提出万物有灵观时，就认为灵魂在肉体死亡或消灭之后依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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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灵魂包含了精灵，而精灵能进入神明之列，于是也就能影响人的现世与来世。自然地，万物有灵观也就包括了信奉灵魂和未来的生活。涂尔干也提出，人之所以相信灵魂的存在，就是因为从感官上体验到了梦境，人们发现在梦境中发生的一切事物竟然和醒着时一样，但是在此期间肉体却并没有发生移动。这种现象被原始人理解为灵魂离开肉体，梦境结束之后灵魂回到身体，人就清醒过来。这种感受使人们相信，既然灵魂是不死，善待死者的肉体就能让灵魂保护活着的人。在灵魂和灵魂不死的观念的影响下，人们开始对死者进行妥善处置，丧葬方式就此产生。

    丧葬方式产生后，关于厚葬和薄葬的讨论就开始了。陈华文在《丧葬史》中认为，灵魂与灵魂不死引发了丧葬起源，薄葬和厚葬也并非是单线发展的，他们一直共存。原始社会时因为人们对灵魂的敬畏而产生了厚葬，到了春秋时期厚葬习俗已经很鼎盛了，儒家孝道由对父母长辈的在世的尽孝，推行父母长辈亡故之后，因此则产生了厚葬。

      “厚葬”和“薄葬”在徐吉军和贺云翱看来，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丧葬观。厚葬中包含的灵魂不灭和儒家孝道使它成为丧葬史上的主流，但是在厚葬盛行的过程中，薄葬观念也一直交织在丧葬史中，并且将会是丧葬民俗的发展方向。

    对于“厚葬”在丧葬史上的地位，同样也有学者探讨。在中国古代丧葬史上，厚葬习俗一直属于强势地位。厚葬习俗在汉代极为盛行，究其根本，汉代的“以孝治天下”被学者们认为是厚葬习俗盛行的重要原因，汉代之所以以孝治天下，就是因为孝的观念已经根植于民众心中，这种观念的外显就是厚葬习俗。但是，党超认为，通过对汉代厚葬原因的再探讨，可以认识到，认为汉代提倡厚葬根本是一种误读，厚葬是汉代王公贵族利用大量社会财富进行的逾规行为，自文帝后汉代朝廷极力推行的是以儒家的“敬”与“哀心”为内核的薄葬。

    作为人类学家长期关注的传统话题，丧葬仪式是围绕死亡而展开的一整套过渡仪式，社会整合与社会教化是丧葬仪式的重要功能，除此之外，丧葬仪式还使生与死不至于出现生硬的割裂与断绝⑦。作为个体生命中的重要仪式，丧葬仪式引起了人类学学者的持久关注。由此可见，仪式塑造了文化秩序和社会秩序。当然，仪式本身也由文化秩序塑造。因此，深入了解仪式背后的文化逻辑，有助于对仪式的内在秩序有一个较为深刻的理解。

    张佩国以汉人丧葬仪式的民族志文本为评述对象，在民族志实践层面探讨汉人丧葬仪式研究的创新路径。在谈论功能论视角下的丧葬研究时，他认为林耀华的研究注意到了儒家思想在维系父权统治的社会秩序中的重要作用。但他同样认为，从林耀华关于丧葬仪式的描述中，只见事不见人，丧葬仪式被拿到台前，可作为人的主体消失了。杨憋春强调丧葬仪式对围绕礼俗日复一日运转，是家庭的不同经济状况反映了不同家庭之间的阶层分化，亲属关系和家族之间的竞争是村落自己的秩序和评价体系，这些因素制约着丧葬仪式的规模。

    李永萍将“礼”放置在厚葬盛行的关中农村，试图揭示汉人丧葬仪式在家庭与社会秩序再生产中的内在机制。作者认为关中葬礼凡俗的一面体现得较为明显，并未突出集体欢腾，而巫术则更是式微的。关中葬礼的仪式过程体现出较强的规则性，按部就班依照礼仪进行。作者还认为，丧葬仪式已经被转型的社会和理性化的生活世界挤压掉了生存空间。如果仪式中“礼”的内核，即社会秩序的再生产被削弱，那么丧葬仪式可能沦为一种形式，社会关联在村落中自然会越发微弱。

    许娘光认为在喜洲镇，葬礼是为了使人更好地送别亡灵、妥善地慰藉亡灵、有渠道宣泄情绪、有效地避免招灾。简单地说，这些都是丧葬仪式的功能。同时，丧葬仪式对于延续家族并庇佑子孙也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人们在为亡人举办葬礼时，各自对亡人尽到最后的义务，左邻右舍与亲朋挚友在此也得以合作沟通，这显示了家族人丁兴旺并且社会地位较高。许娘光认为祖先一旦去世，就会被后人当做人格神，那么丧礼自然可以慰藉灵魂，使得亡人死后还是能好好生活，通过子孙的祭祀，祖先能够庇佑子孙。段伟菊在对许娘光的研究进行回访时，依然沿着许娘光的“祖荫下”路径，从祖先崇拜入手，并将问题延伸到民族识别工作完成后的族群认同江、。梁永佳认为与其在祖先崇拜上纠缠，不如直接将焦点放在更能代表白族文化的“本主崇拜”上，他将目光聚焦在“本主”和“非本主”两种地域空间结构上，更专注于一种地方的复合文化。从这个层面来看，将空间纳入丧葬仪式研究中对于理解这种复合文化将有所裨益。

    作为“游走”在民家与汉族之间的白族，祖先崇拜与孝道在丧礼中的重要性不言自明。赵敏在对大理云龙县的丧俗研究中发现，当地“踏丧歌”的歌词中表达孝道的思想观念占比相当高。除了孝道思想外，唱歌还将现实生活的情绪宣泄出来。整个过程中表现的是对亡人的送别与生者的劝慰，作者认为这与白族豁达的人生观有关。

    这种豁达表现的是积极向上的态度，而当突发的丧葬变故使丧家陷入困顿时，白族人会尽全力帮助丧家，与丧家一起度过困难。王丽梅在研究白族丧葬时，将“礼物”纳入研究范围中。她认为礼物不仅仅是写在礼簿里的钱和物，以未被计入的互帮互助是一种看不见的“礼物”，这看不见的礼物背后隐藏了人情。她认为丧葬中的互助机制，对于白族民间的抗风险机制非常重要，人情互助加强使得村落更加团结、更加顽强、更有凝聚力。

    关于少数民族地区的丧葬研究，并非只有国内学者开展，埃里克穆格勒(ErikMoeggler)对永仁直直彝族的研究就十分突出。他关注的是彝族社会中围绕死者而展开一系列社会关系。穆格勒在开篇处便以太平天国运动时期的一位刘姓地方长官为切入口，为读者展示了当地彝族精英为维系自身精英身份而进行的一系列努力。与汉人联姻、将火葬改为土葬、为祖先立碑，这些行为的背后是彝族人观念的转念，他们开始像汉人一样渴望身体和墓碑一样被长久地物质化。中国这样一个国家，究竟是何种因素支撑着社会千百年来的维系。有学者从丧葬仪式入手，探索了丧葬仪式在中国文化统一中的作用，透过丧葬仪式的考察观察国家与民间社会是如何维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