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族人家在出殡时，卤簿列于出殡行列的最前端，也是最具满族特点的一部分，这是和满族的八旗制度密切相关的。满族的出殡卤簿一般由四部分组成，即“两根门鼻、八根曲利、一把映口伞(曲柄伞)和一乘小轿儿”，此外还有“打蟠”。“门鼻”是一对大旗，居最前面，用木制杆子撑打，是用丝绸制成的长方形旗，其中心多绣金龙，旗周围有整齐的缺口，根据丧家所属旗分而用不同颜色，以象征丧家的八旗领属。紧跟着门鼻的是“曲利”，其形与门鼻相同，只是较门鼻小，共八面，也是象征着八旗。曲利一词读音是来自满语词kiru，意为“旗”。根据爱新觉罗赢生先生的考证，是由于北京满语将盛京满语音的ki发音为kiui，于是产生“曲”，又将二的u轻读而近于八，于是产生“利”。金受申先生还特别说明所谓曲利(曲律)“即以前八旗中参佐所用小旗”。

                      苏州名流园,上海公墓

     卤簿的第三部是“曲柄伞”，是由伞柄上端的弯曲得名。卤簿的第四部是轿子，这应该是从汉俗借鉴过来的一部分。“打蟠”是满族旧俗，虽然汉族也有打魂蟠的习俗，但是在满族出殡卤簿中的“蟠”是由关外的“立蟠”习俗演变而来的。《黑龙江外记》载:“丧家门口内树高竿揭旖 "“旖”同“蟠”，指挂起来的长方形的红布旗子。在关外时，由于地广人稀，满族人家有丧事的时候，在门口挂上长长的红蟠，插于长达数丈的木杆之上，非常之醒目，远近的旗民一望便知是哪家有了丧事，便及时前去告恼，免于互相通知，即所“俗有丧，树木杆于庭上，挂长蟠以示远近”。入关后则将这种原本用于互相通知丧事的“立蟠”演变为出殡卤簿中用手打着的“蟠”，是改变了其形制而保留了其作用的一种变迁。

    另外，满洲贵胃之族，八旗官宦人家和大户人家的出殡除了以上提到的几项之外，出殡的卤簿中还加有“鹰狗骆驼”三项，谓有此三项者为大殡。这和关外“异棕用杠，以旗扇舆马为执事”。)是相同的，即在门鼻、曲利、蟠和伞之后，再有数十对臂鹰牵犬拉骆驼者，列队而行。

    门鼻、曲利和蟠都是形制各异的旗子，而众所周之，满族八旗出兵和围猎也都有旗蟠随行。它们出现于满人的丧葬礼仪中，是满人对自身八旗身份的认同和骄傲的一种表现。就像辽宁帕岩满族自治县《出征歌》中唱到的那样:“八角鼓(哇)响(啊)叮当，八面大旗插四方。”满人平时为民，战时为兵，满人都是八旗战士，出征打仗时看到自己领属的八旗就找到了自己的归属。在16世纪下半叶到17世纪的半个多世纪中，满族由一个被明代统治的民族，迅速崛起夺取辽东，入关居于统治民族的地位，反客为主，由弱变强，建立了大清。把明朝打败的是八旗，将满族人推上统治者宝座的是八旗，巩固大清统治地位的也是八旗，这赋予八旗很大的权威，而这种权威又转化为权势和地位使八旗子弟在精神上产生极大优越感。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同一个民族的人感觉到大家是属于一个人们共同体自己人这种心理就是族群意识。”满人八旗子弟由于这种对八旗的认同心理而产生了民族自尊心、自豪感、自信心，满人对自身八旗所特有的传统文化，风俗习惯也就感到非常地亲切，所以无论什么时候都愿意显示出自己的旗人身份，表明自己的旗分所属，包括满人在办丧事的时候也是如此。所以满人仿造八旗旗帜而制成门鼻和曲利，旗人家出殡时二者列于最先，让人一望便知是哪个旗的旗人的丧事，丧家也感到脸上有光。八旗制度不仅仅作为一项制度而存在，它已经成为满人身份认同的一个标致，这在满人的丧礼中得到了体现。

    满人卤簿中出现的“鹰狗骆驼”三项，究其根源是与其渔猎民族的特点分不开的。满族自其先世即以渔猎、骑射为业，《鞋鞋战记》中记载了满族人行猎的情况:“在有空的时候，就带着专为打猎用的良种马和猎鹰去捕猎各种野兽。”鹰、狗、骆驼皆为满族人直接或间接用于狩猎之物。鹰是用于捕鱼的有效工具，人们出猎必将鹰置于人臂，称为“臂鹰”或“架鹰”;狗更是满人打猎离不开的帮手，行围打猎中既能帮助寻找猎物，也能进行追赶猎取;而骆驼是为将猎获物运送回来，也是不可或缺。满族人出殡的卤簿中，前有门鼻和曲利，蟠伞继之，后有数十对架鹰牵犬者，这分明就是出猎的队伍，这是带着渔猎民族文化的满族丧葬文化和中原文化融合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