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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动态
纳西族重视为亡魂搭桥，在葬礼的一些重要节点都要用素色的麻布象征桥，帮助亡魂实现不断过渡。葬礼融入藏文化元素后，搭桥仪式的内涵更加丰富。...
死者停灵于家屋期间，每天亲属为他献祭晚餐之后都要举行一个仪式，在场的男性围坐在尸体或灵枢旁，与主祭东巴一起念诵“吨嘛呢叭咪叶"108遍，该仪式被称为“于端拉，哈其龚”“于端拉”，当地东巴说是藏语，但不知其意为何，笔者就教藏族学者却未能确定它是否为藏音，其意也就无法解释。这或许是纳西族最初的记音不准确，或者在传播过程中使原本的语音发生了变化所致。“哈其”为纳西语，意为远行者的干粮，“龚”是“交给”的意思。当地东巴说这个仪式有求福报的意涵，但福报为何?东巴也道不明白。...
三坝乡地理位置处于纳西和藏文化的交汇地带，纳西和藏两个民族和谐共处，文化上相互认同，相互吸收。白水台是三坝乡一座重要的神山，当地纳西族认为它可以赐予人们生育能力。笔者在调研期间，也时常会看到藏族同胞不畏旅途艰辛，来到白水台下请当地东巴为他们举行求子仪式的情景。白地村亦有一些藏族同胞因融入当地纳西族，而被称为“梅古宗”“和古宗”。...
在人类学的研究中，人类学家常用“仪式”这个词来表示“受规则支配的象征性活动，它使参加者注意他们认为有特殊意义的思想和感情对象”。我们由此可知，所谓仪式，通常都是被界定为象征性的、表演性的、重复性的，由文化传统所规定的一整套行为文化，这套行为文化可以内化为民族的精神内核，并且它可以是神圣的，也可以是凡俗的活动。简而言之，仪式就是一种有规律的象征性活动。...
笔者在Z乡通过访谈了解到在当地丧葬文化中很重要的一个步骤是“办白事酒”，用以款待前来“吊丧”的宾客。孝家在此时一般忙于治丧，难以兼顾招待宾客的事宜。而且乡村不像城市，没有承接各大宴席的饭店，只能在自家庭院摆开宴席以待宾客，这就催生了一种“白事帮忙”的文化。据村中84岁老人回忆，在他小的时候听他父亲说，那时候(推测100年前左右)“家里要是死了人，来帮忙的都是血亲，外人哪里有空咯”。也就是说，帮忙的范围依据血缘亲疏而定。而且在当时，作为血亲若是不去帮忙的话是要受到邻里垢病的，大家会认为这家人周顾亲情，这是一件很没有“面子”的事。这就是“熟人社会道德的约束力”在发挥功用。...
在Z乡，每个家族都有自己的祖坟，也就是家族的公共墓地。只有自己家族的成员在死后可以葬人祖坟，其中，被赶出了家族集体的成员禁止葬人。因为，被赶出家族意味着同时失去了在生时候和死后的“族籍”。...
丧在汉语中，本义指逃亡，古时孝子不忍心直言自己父母的死，以此作为死的隐讳语。殡是指将灵框停放在堂西侧，宾客常处之处。《说文》中对殡的解释是:“殡，死在棺，将迁葬框，宾遇之。”(王夫子，2007:271)人死后的丧葬活动，有些农村地区将其称作“白喜事”，台湾学者多用“殡葬”一词，我认为丧葬文化和殡葬文化可做相同意义上的理解。...
在我国悠久的历史长河中，丧葬的奢靡之风从未间断过，厚葬久丧的垢病也一直未得到较好的解决，丧葬文化的导向一直由厚葬主导。...
古人讲:“故礼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未于行。”意思是礼仪的教化虽然轻微如细雨，但其有很大能量，能阻止看似强大的歪风邪气。从丧前、初终、丧礼、葬礼、祭礼出现的一系列仪式，到丧服穿着的长幼男女区别、发引送葬队伍的资辈排列，再到整个丧葬环境的庄严肃穆丧葬仪式的对现场所有人的教化从物质层面上升至意识层面。这种环境影响、仪式影响无可替代。丧葬仪式传承至今，其中的伦理观念、孝道思想、礼法意识也随之得以继承发扬。...
据《宣威县志稿》记载:苗族的丧葬习俗，从前是“死则祭以猪羊，毡裹而焚诸野。-但后来却普遍实行土葬了。丧葬习俗的这一变化，恐怕是受了汉族的影响。...
按着古代的丧葬习俗，送葬必须。白衣执绑”。白衣”，就是孝服;“执纬”，就是拉着套在枢车上的绳子，即挽枢。在先秦时代，挽枢还要唱挽歌，对王公贵人，唱的挽歌是《燕露》;对士大夫和一般的庶民，唱的是((篙里》，用哀婉的歌吟来悼念死者。...
近年来，不只是久安这个地方，在更多的乡村社区中，许多传统的丧葬文化习俗正面临着消失的危险。以往，当老人快要咽气的时候，通常都会由他的儿女“抱头送终”，而现在，由于年轻的劳动力多外出务工，独留老人小孩在家，有的甚至只有一个老人在家，一旦发生意外，很少有人知晓。...
渤海国的建立者为大柞荣，他与自己的父亲乞乞仲象曾长时间生活在营州地区，“高丽既灭，柞荣率家属徙居营州。”营州是唐王朝通往东北和对东北各少数民族进行管辖的咽喉要地，自隋代开始，营州聚集了大量粟末靴揭人“有酋帅突地稽者，隋末率其部千余家内属，处之于营州，场帝授突地稽金紫光禄大夫、辽西太守。”唐代名将李谨行墓志也记载自己为粟末靴揭人，可见营州之地聚集了大量的粟末靴揭人。大柞荣及其家人、部众也是其中的一支。...
高句丽也是东北一个古老的少数民族之一，从公元前37年建立，到668年灭亡，前后存续了七百余年，期间经过高句丽人民的努力，创造了先进的文明和辉煌的文化，也是当时东北地区的一个先进文明代表，其对靴揭渤海产生影响也是正常的。...
夫余族从汉初建立政权后，经过不断的发展，其疆域以吉林地区为中心，占据了幅员辽阔的东北地区中部平原和山地，前后延续了七百年。其疆域情况据史书记载:“夫余在夫余在长城之北，去玄冤千里，南与高句丽，东与捐娄，西与鲜卑接，北有弱水，方可二千里，可见很早以前，夫余与捐娄就接壤比邻，后来随着靴揭的不断发展，其势力范围不断扩大，而夫余则由盛转衰，在公元494年，夫余灭亡，其旧地为靴揭所据，至此，靴揭的势力范围扩展到了第二松花江中游地区。有学者根据对已发现的靴揭一渤海陶器的分析结果证实，在靴揭一渤海文化在此区域内确实属于外来文化侵入。印证了史书的记载属实。可见渤海的地域中包括夫余的故地，而夫余故地生活的原有居民应该就成为渤海的编户。...
丧葬仪式音乐属于礼乐制度的一种，礼乐制度是以音乐从属礼仪的一种思想制度。在周代初期，周公为了巩固国家领导人的统治地位，用于规范和教化群臣和百姓制定了礼乐制度。西周时期，礼乐制度己经达到一个礼乐不分家的局势，所谓“礼之所及乐必从之”。春秋后期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孔子做客于季孙氏见“八份舞于廷”僧越了诸侯之礼，故呵斥道:“是可忍，孰不可忍也!”，由此可见，春秋时期儒家思想深深植根在人们心中，影响着礼乐制度的发展。白族地区的丧葬仪式音乐自唐朝时期深受汉族文化的洗礼，后又融入了儒释道三教的思想精髓，礼乐方面有了很大的变化。就凤翔村丧葬仪式音乐来讲，一般共分为两大类，即声乐与器乐，声乐有洞经音乐中的经腔和板凳戏，器乐有琐呐吹打乐和洞经丝竹乐。...
据凤翔村施炼康老先生的介绍:“白族的丧葬仪式是效仿了汉族的丧葬传统，最开始的时候是非常复杂的，有很多繁文褥节，每一步都有它要表达的意思，”结合文献资料可看出汉族的丧葬仪式对凤翔村丧葬仪式有深刻的影响。...
目前国内关于丧葬习俗的研究比较全面，关于白族丧葬习俗研究的著作较少，罗杨主编、赵寅松撰写的《中国名镇-云南凤羽镇》一书介绍了凤羽镇的大致情况，在民俗大观一章节中简明扼要的介绍了凤羽的丧葬仪式流程。赵寅松的《白族文化》中不仅介绍了白族人对宗教的信仰，还介绍了白族庄重简朴的丧葬习俗。李东红《乡人说事:凤羽白族村的人类学研究》的第十章着重介绍了凤翔村的丧葬礼俗。中段炳昌的《民间生活与习俗》介绍了剑川白族对生死的理解，以及宗教的信仰。李壮和杨翱主编的《云南历史文化名才手洱源牛街》一书中详细的介绍了白族的本主、佛教、道教等宗教信仰，还简要介绍了丧葬的议程。...
满族人家在出殡时，卤簿列于出殡行列的最前端，也是最具满族特点的一部分，这是和满族的八旗制度密切相关的。满族的出殡卤簿一般由四部分组成，即“两根门鼻、八根曲利、一把映口伞(曲柄伞)和一乘小轿儿”，此外还有“打蟠”。“门鼻”是一对大旗，居最前面，用木制杆子撑打，是用丝绸制成的长方形旗，其中心多绣金龙，旗周围有整齐的缺口，根据丧家所属旗分而用不同颜色，以象征丧家的八旗领属。紧跟着门鼻的是“曲利”，其形与门鼻相同，只是较门鼻小，共八面，也是象征着八旗。曲利一词读音是来自满语词kiru，意为“旗”。根据爱新觉罗赢生先生的考证，是由于北京满语将盛京满语音的ki发音为kiui，于是产生“曲”，又将二的u轻读而近于八，于是产生“利”。金受申先生还特别说明所谓曲利(曲律)“即以前八旗中参佐所用小旗”。...
这里我们所讨论的“棺荐”和“棺材”是一个广义的概念，指的是乘装死人尸身的容器。早在《晋书·四夷传》就记载捐娄“死者其口即葬之于野，交木作小荐”。《太平御览》补充了更多细节“死者即口葬于野，交木做小荐……以土覆之，以绳系于荐头出土上，以酒灌酪，绳腐而止”。隋唐时期，靴揭的葬俗据当代俄国学者杰烈维杨科对靴揭人的考古发掘，证明死者埋葬时不用棺荐，这在文献中也得到了印证:“死者穿地埋之，以身衬土，无棺敛之具，杀所乘马于尸前设祭”。在有限的史料和考古发现中，我们看到满族先世曾使用简单的木质材料的容器来放尸体，也曾直接用土，即无棺葬的葬法。《绝域纪略》记载了顺治年间的宁古塔地区在火葬前使用船只来容纳尸体:“以敝船为荐，三日而火”。一般的火葬则在焚烧尸身后，将骨头收入“净匣”之中，皇家的“净匣”称为“宝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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