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人的传统习惯中，人的一生有三件大事:出生、嫁娶与死亡。与此相对应的有百日宴、婚礼和葬礼这三大仪式。其中，生与死是关乎生命意义的思考，是关乎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哲学命题的回答，是关乎人类将如何面对死亡的根本问题。因此，葬礼是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具有生命本源性意义的习俗和仪式。对于一个民族延续几千年的古老习俗，当今的法律该秉持怎样的科学态度呢?

                              苏州公墓,苏州墓园,苏州名流陵园,

    我国的殡葬立法对汉民族的丧葬习俗(土葬)采取了否定的立法态度。与此同时，《条例》第六条却明文规定“尊重少数民族的丧葬习俗”。可见《条例》对多数民族(汉族)与少数民族的丧葬习俗采取了完全不同的立法态度。而“尊重少数民族的丧葬习俗”被作为我国殡葬立法的基本原则对待。我国的殡葬立法之所以对汉民族的葬俗与少数民族的葬俗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就是因为立法者将我国汉民族自古就有的“留全尸”和“入土为安”等习俗视为封建陋习而予以否定，这种立法态度笔者不敢苟同。当法律与习俗矛盾时，立法者没有采取措施来减少或缓冲矛盾和冲突，反而采取极端的办法与习俗相对抗，这种情况下，习俗越根深蒂固，法律的变革就会愈加困难。2012年沸沸扬扬的周口平坟事件便是一例。

    笔者认为，民族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是各民族独特的自然、环境、经济、政治、社会等的共同作用积淀而成。经年累月传承和演变而流传下来的习俗恰恰是民族文化独特性的展现。判断民族习俗的优劣，关键在于从习俗和传统对当下的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是否有利来判定，如若习俗没有产生阻碍或没有产生负面的、消极的不利影响，则不能轻率地下结论予以否定。传统土葬是我国汉民族由来已久的丧葬习俗，其产生时间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至今已经流传数千年，其涉及民族之众、适用范围之普遍，恐怕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这种殡葬模式现在看来固然有需要改进之处，比如浪费木材、丧礼繁琐等，但土葬的最大好处却是不可忽略的，即它可以自然循环、自然更替。中国有句老话:孝不过三代。在正常的情况下，一个人记得曾祖父墓址的就已经寥寥无几了，三代或四代之后，绝大部分坟墓都将被自然风化。从上古开始汉民族已经在这片大地上安葬了无数的先人，而至今我们依然有大片土地可以用来种植、修路、建造高楼大厦等，这无可辩驳的事实足以证明传统土葬的自然更替性。可见，历史的经验和先人的验证充分说明，“土地会被墓地占完”“死人争夺活人地”的说法是不成立的。因此，国家立法将汉族的土葬和“入土为安”的习俗定位为陋习实在有失偏颇。历史一再告诫我们，无论怎样的立法或制度，只要与风俗良俗契合，实行起来就会成效显著，成本也低;反之，强制推行则会阻力重重。因此，在习俗和国家制定法之间寻求平衡，以实现民族习俗与国家立法的“双赢”，或许是我国农村殡葬改革乃至农村的其他改革取得成功的最佳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