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地区都有不同的风俗习惯，在人生礼仪、服饰礼仪、居住等方面都有一套自己的行为定式。而值得我们关注和探讨的是，丧葬习俗与其他习俗相比则较为特殊，其特殊性在于丧葬习俗的生成主要来自人们的宗教信仰，因此它具有明显的宗教特征，这就使丧葬习俗披上了一层神圣色彩。而其它习俗的生成，主要形成于人们的物质生产与生活习惯之中，因此它们普遍带有世俗性的特征。

                                苏州公墓,苏州墓园,苏州名流陵园,

    在世俗社会，人们在律法和道德的规约下生活，其行为与思维等具有明显的物质性特征。而宗教仪式之所以有如此神秘的力量，就在于它有自己一系列特定的不同于其他世俗社会的规范和行为准则，同时还具有某种超自然的“神圣性”和“无限性”，会对其民众产生超出物质性的更为深刻的影响，使人认为某种宗教规范不仅要做，而且必须做，如果不做你将会受到某种“神圣力量”的惩罚。正是宗教的这种超越世俗社会的特性，使其置身于世俗社会之上，具有高于世俗社会的心理作用。从这个角度来讲，宗教对生活在传统社会空间的民众行为来说，其影响是超越于律法与道德的，它对生活在一个该地域中的人们具有某种“权威”作用。

    Z村的丧葬仪式处处体现着这样的权威意识。事件一:2016年冬天，皂田T组的一个周姓老人去世，这位周姓老人生前并没有住在村里，而是住在县城里。按Z村的传统规矩，老人在外面去世的，不能在祠堂搭建灵堂，也就是说这位老人的尸体不能进入祠堂。不能进入祠堂意味着老人没有得到“善终”，老人的儿子想了个办法，他租用了一辆医院的救护车，挂上氧气瓶，造成老人没有断气的假象，驶往周家祠堂，企图让老人进入祠堂。结果车子刚驶入皂田T组的地界，就有村民拦住了救护车不让走，理由是在外面去世的老人进入祠堂，会给整个周家带来煞气。在僵持之中，越来越多的村民赶过来拦住救护车，村民一致维护传统规矩，不能让村民遭受煞气。后来周姓老人的儿子与村民协商，答应给皂盯组每户村民红包冲喜，并承诺出钱修一段水泥马路“将功补过”，这样村民才放行，但是大部分村民仍然嘀咕，担心村里会发生不好的事情。事件二:2017年二月，井边组的一位李姓老人去世，在出殡的时候，老人的儿子让一位放鞭炮的村民代自己拿谷米罐去山上，这一举动惹怒了轿夫，轿夫们都罢抬棺材，他们认为仪式上出现了错误，不合乎规矩，阎罗王会找他们麻烦，大家纷纷谴责老人的儿子，有几个村民为此发生了争执，差点动手打人，场面一度陷入混乱，结果在礼生的劝说下，老人的儿子自己带谷米罐去山上，这才让事件平息下来。事后，村民们都谴责老人的儿子坏了规矩，会给村里带来厄运。事件三:在Z村办丧事借用邻居场地必须在邻居的墙上贴上写有“借用华堂”四个字的红纸。2015年秋天，桥板组一位曹姓老人去世，丧家在办丧事的时候，由于自家场地有限，摆宴席借用了邻居的场地。不巧的是，摆宴席这天刮大风，加之正逢秋天，空气干燥，写有“借用华堂”的红纸条被风刮掉了，丧家也没注意到。令日居从城里回乡参加葬礼，发现没贴字条，当场就对丧家发火，指责丧家人办事不守规矩。丧家人道歉，立即补上红色纸条，并请邻居坐上席。

    在这些案例中，我们可以看见丧葬仪式就是一个通过仪式的展演把神圣氛围、宗教观念等内化成一个群体的文化心理特质过程，这个过程是自觉的，结果又具有强制性特点。换而言之，仪式连接了神圣的观念和俗世的行为，使俗世行为烙上神圣的权威。如学者所说“这种礼仪还充满着神圣的性质，使它们看起来似乎成了自然秩序的不朽的部分。许多参与者也许并没有清楚地意识到潜藏在这种礼仪背后的特殊意义。”问题的根本不在于丧葬仪式中的禁忌行是否造成村民现实物质利益上的损害，而是由于神圣权威的宗教心理作用，这些事件给村民们的精神上造成了极大冲击，它打破了村民心中的宗教心理秩序。村民们已经将这种权威意识内化成大家公认的规约，形成了心灵深处一个统一自觉的规约。

    宗教权威深藏于村民的内心，使之具有自觉与内在性特点，这导致“神圣权威”的直接获得性，即神圣的开启与执行者不再依赖于另外的媒介(比如“通灵者”、自然征兆等)，而是村落中的村民群体自身，仪式的开始也就意味着宗教权威发生作用。当丧葬仪式开始的时候，神圣性就开始降临在村落之中。热内普在《过渡礼仪》中所指出的，“神圣性之特质亦非绝对;其出现是因为特定场景之性质。”意味着丧葬仪式的来到，从俗世世界直接转换到神圣世界，无需第三者性质的媒介接入。维克多峙纳把仪式的举行阶段成为“阀限阶段”，认为在这个过程之中，人们的地位、性别、服装、角色差异统统都消失了，他们之间得到了一种不受等级结构约束的本性联系，体验到一种群体的团结。而这种现象的出现是因为神圣性质的降临而产生的。在Z村，当孝子去亲朋好友家报丧，往往自己会带上鞭炮，随行陪同的村民立即点燃一挂鞭炮，以标示报丧的圣神性，而不管辈分大小，孝子都会下跪，被报丧人扶孝子起来。同样，在村民确定为轿夫后，意味着他们成为仪式的一员，他们的身份就发生了转变，不再是平常的村民，此时他们不能在村里随意串门，直至丧葬仪式的结束。参加丧礼的宾朋在整个丧礼之中具有同一个身份，在账房登记份子钱后，都会收到一个礼包，礼包里包括一块白色丧布，一包烟和一块毛巾。

    由此可见，在Z村的丧葬仪式中，仪式的社会历史文化禁忌、行为逻辑和运行机制，成为一种理所当然的先验的行为假设、规范系统或价值系统。“仪式就本身而言就是一个巨大的象征符号，它能够建构、强化、倒错各种关系，其拥有巫术一样的影响力，虽然有时模糊不清但是坚定有力。”模糊不清正是因为它是存在于潜意识之中，然而却极具力量，它引导村民的行为，使他们共同遵守共同的信念、价值。“宗教权威”是以传统和文化型态的实践行为方式呈现的，因此具有自觉性和直接获得性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