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是一个以汉族农耕文明为主的多民族文化体系，农业文明曾给中国带来过无数的荣耀、财富和辉煌，所以农村在中国社会构成中一直都是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也占据着今天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个无可替代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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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全国共有农村乡级行政单位32931个，农村人口6亿1886万，农村人口占全国人的45.23%。时至城镇化高速发展的今日，农村人口依旧是中国社会结构中占据着极大的比重。而在法治进程中，农村因其先天的劣势，使其法制化的速度一直处于城市之后。譬如在殡葬法制化建设与殡葬改革工作推进方面，农村的土葬比例在整体上依旧高于城市，农村受到来自传统的思想与习惯的束缚，对于火葬的推行一直比较抗拒。同时，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经济增长缓慢，导致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薄弱，也在客观上阻碍了殡葬业在农村地区的升级。另外，农村人口多且分散程度高，法制观念相对淡薄，这都增加了农村法制社会建设的管理成本。此外，由于一直东西部、南北方的差异，所以农村与农村之间相比较，地区间的发展也是极不平衡的，诸多的客观因素又进一步的阻碍的我国农村殡葬用地法律制度建设进程。

    面对如此复杂的农村环境，我国少数的地方政府却在殡葬工作的推进上并没有真正做到“按照当地实际情况”来展开工作，而是通过任务层层分解，从县领导到乡镇领导、到村干部、到村小组长，是采用层层压制，人管人、人盯人的战术来突击实现“执法效果”，也正是这种“运动式”、“突击式”的集中性执法方式，使得在农村殡葬改革工作要面对周期短、工作量巨大的困难，难以保证法律法规以及政策的具体落实和展开，这也是我国自计划经济时代以来所遗留下来的全能型政府的弊病。对此，在农村殡葬用地的管理上，需要做到三点:

    第一，明晰职权。首先，我们需要明确农村殡葬用地的行政执法权的主体是谁。比如，可以结合上文所述设立试点的构想，设立一个特定的以区县或乡镇为一级的巡回执法队伍或工作办公室，并对于其他原来有执法权的，如林业、交通管理部门的执法权进行重置，并由县(乡)级人大监督。其次，采取混合执法队伍或是直接重新分配原有行政执法权，并通过社会公示来明确具体的执行主体，从而提高执法透明度，增加试点村民对于试点政策的认同度。最后，在此过程中还可以借助各种信息公共平台对于新政进行宣传。

    第二，重置流程。首先，需要设计适应当地农村殡葬管理的执行流程，并向社会进行公开，从而明确执法程序，并进一步巩固明确的行政职权。其次，在所设计的执行流程的基础之上，对于不同清况的处理进行进一步的细化，并充分融入以人为本的执法精神，使得执法中的行为成为一种规范，在严格步骤和程序的情况下做出最合理的管理。最后，在柔性的“合理性原则”与强制性的“比例原则”之间寻找平衡，不可因噎废食式的为了保护农民在殡葬用地上的利益而破坏了农村殡葬用地制度的法律权威性。

    第三，执法考评。“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法律的威严来自执行。”通过执法考评制度是评价试点中农村殡葬用地管理制度工作情况，检验农村殡葬用地管理制度的执法机关与执法人员是否正确执行试点制度职权的重要机制，也是落实试点农村殡葬用地管理制度的具体保障。首先，要科学的设立评定指标，针对不同的执法环节与步骤设立不同的评定指标或参数，从而全面验证试点中的农村殡葬用地管理制度是否得到全面履行。其次，严格追究执法责任，做到有权有责，端正执法工作的严肃性。最后，对于积极有效执法方式应当进行适当性的鼓励，以形成激励机制。同时根据实际情况对于执法职权、执法流程进行调整。

    通过执法考评，分析执行情况，评估执法体制，再对试点暂行的农村殡葬用地管理条例进行执法职权的调整。这样一来便可以形成具有“明晰职权—重置流程—执法考评—调整职权”的循环模式，便可以保证暂行的农村殡葬用地管理条例能够以最科学的运行机制实施下去。

    最后，当前的殡葬改革的价值取向依然偏离。以2014年1月10日，民政部副部长窦玉沛接受中国政府网专访的答网友提问时提及殡葬改革并非只是单纯的土葬改火葬，“不能搞一刀切，这样也不符合各地的实际情况。然而在近年来，从媒体报道的社会新闻来看，无论是“河南周口平坟事件”还是“安庆墓改事件”，都存在着简单地理用单一的火化推广来代替殡葬改革的实际工作的情况。而在1997年的《殡葬管理条例》就曾规定过我国按照人口、土地和交通状况的具体不同来区分规划火葬区和土葬区，殡葬改革是同时对于土葬区和火葬区倡导文明节俭办丧事，移风易俗新风尚的殡葬改革方针。对此，加强政府自身行政工作的管理才是解决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