丧葬仪式与死亡有关，其蕴含的文化意义更能代表中国传统生死观念。对于人的生命而言，生老病死都是无法避免的，但在我国传统的生死观念当中认为肉体的消亡并不等于生命的尽头，而是转化为另一种灵体的存在，这便是最初的灵魂观念，认为人即使脱离了肉身仍可以魂魄的形态存在，从而到达另一个世界继续生活。

                         苏州名流园,上海公墓

    重视死后世界的传统生死观念不仅促使灵魂不灭观念的衍生与发展，也引导着人们的丧葬行为。中国古代的先民在远古时期依附于大自然而存在，因此对于不了解的自然之力满怀畏惧，面对自然灾害而无能为力，因而产生了对于自然神灵的崇敬，认为万物有神，万物有灵，将这些自然神灵与人死后的灵魂联系起来，并开始以巫术的方式企图支配神灵，以获得生存。面对不可预测的自然灾害，古代先民们常常心生敬畏，特别是在突如其来的灾害面前，人们因对死亡的无可奈何生发出对大自然的恐惧甚至是崇敬之情。于是人类最朴素的关于鬼神的概念就此产生，本质上是出于人类对于死亡缺乏认知从而设想的一种解释。在人们无法了解自己的生命现象和生老病死的上古时代，人们不得不寄希望于他们想象存在的超自然力量一鬼神。

    中国古代鬼神迷信的演变可以说与社会发展和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密切相关。“鬼使神差”似乎是一个无知的想法。但它是中国古代文明的特征之一，也反映了古代人对生活的反思。鬼神信仰与灵魂观念都是人们思考生死问题的产物，人们为了把感性的直观的生命变成一种可延续的生命，于是创造了鬼神，这是人们认为可以规避死亡求取更永恒生命的依据。中国古人将世界经验化，把鬼神信仰糯合在人类的世俗活动中，从而形成一种生死相关通，阴阳和合的文化氛围，影响到了中国古代的民风民俗以至政治运作的发展。而后来祖先崇拜的诞生，同样也是为了适应中国古代宗法制度巩固的需要，若是没有对于祖宗的强烈的信仰认为其可保佑子孙后代福泽绵延，宗族的内部也无法形成强大的凝集力，去守卫和发展宗族国家的发展。

    综上所述，鬼神信仰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中最古老又旷日持久的一种。这一生死智慧中，古人承认肉体会消亡，但是否认死亡就是生命的终结，认为灵魂永存，鬼神便是人死后生命继续的载体。但是中国古人有并不像基督教一般把希望完全寄托于死后未知的世界，而是鬼神存在于人的世俗活动当中，与日常生活相贯通。如《聊斋》等志怪小说都赋予了鬼神人性的特征，将迥异于人世界的鬼、怪、神仙世界与人世界浑然融为一体。这些对生死的探讨而产生的观念也影响到后世的生死观发展。

    人作为万物之灵，一旦人类有了意识，就具有了生命的自我意识，他就能通过生活经验清晰地认识到肉体的最终归宿是死亡，自己会在这个生机勃勃，令人眷恋不舍的世间消失，这种焦虑、不安、恐惧促使了灵魂不灭信仰的诞生。正是民族特殊的死亡心态、民族性情与文化特质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深层的思想根源，并进而为将自身短暂的生命与某些超自然的神话建立起联系。古代神话中通常都充斥着垂死重生或死后化身的浪漫想象。因为在传统的生死观中最突出的特征就是死亡有意识的回避，敬死而远之。然而对于死的忌惮也没有阻碍中国古代各个教派对于生死智慧进行深层的探索。

    儒家作为丧葬礼俗最主要的思想指导，在对于生死问题的思索上放弃了对个人以及死后世界的探索，而是从群体共存的角度出发，忽略个人生命落实到对于群体生活理想的追求，因此丧葬习俗后面变为一种极度世俗又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仪式。

    儒家思想认为“生死有命”，但孔子在《论语》中谈到“命”的次数并不多，不超过五次，其中三次皆以“天命”谈之，可见孔子在探讨“命”之时，认为“天”意是根本，这也决定了孔子对于天命的态度。《论语宪问》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首先在孔子心中认为，命是不可违抗的，是由“天”所主导的。孔子认为自己所推行的理论成败不在于他自身，而是命运的安排，认为人生的境遇是个人难以把握的，人无回天之力。虽然孔子认为天命不可违，但从他的人生经历与追求可以发现，孔子实际上并没有安之受命，在“礼崩乐坏”的环境中，坚持推行自己的思想，即便是在鲁国不得志，他也并未放弃，继续辗转于其他各国推广。“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成为孔子尽人事以待天命态度的最直接的写照。

    道家在生死智慧的回应上跟儒家生死智慧有共通之处，《道德经》曰:“归根曰静，静曰复命。”道家认为世界万物包括人都是生长与消亡的规律，不管是帝王将相或是平民百姓，最终的归宿同时“归根”，这是一种自然规律，永远不可违背。但是有死就会有生，生命的轮回就是周而复始、循环往复的，个体生命虽然会死去，但生命是不断传承的，一代接一代。道家关注的是社会发展的自然之道，呼吁人们以看待自然规律的态度看待生死问题，在文化理想的终极目标上又是对儒家文化的拨乱反正。

    可见在儒道眼中，生死仿佛日月运转一般，是由外在的客观力量控制的，人的力量无法更改。但是这些理论都未能彻底满足人渴望生命长存的本能，于是道教以灵药能祛病长生的例子为基础，使人们重拾对于长生不老的古代期望，以求得道成仙，从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在思想文化上对人们产生强大的号召力。

    佛教进入中国后，中国传统思想架构起了很大的变革。佛教提出“四大皆空”的教义，认为内心的宁静可以消除种种人生中的不幸和对死亡的焦虑，心灵的净土可以使人忘却尘世的纷繁和死亡的恐惧，并且提出轮回说来吸引信徒，因果循环报应轮回，既让人减轻对死后世界的畏惧，又在现实生活中对人们的行为道德起到约束的作用。

    中国文化中一直都有一个忌死的传统，忌讳过多地去讨论死亡的恐怖性和神秘性，应该将它掩饰起来，于是，死成为现实生活在最根本的禁忌。《五杂姐》中记载:“宋明帝好忌讳，文书上有凶败丧亡等字，系避之”[14]终生不言丧。可见死的禁忌在中国的如此的广泛，上至帝王下至百姓，连死亡一词也成了禁忌。哪怕是现在，仍有大部分人受传统忌讳死的习俗观念所影响，甚至延伸至出现了不愿使用与“死”谐音的“4”作为家居楼层及所用号码等现象，不愿意去思考死，不愿意把“死”挂在嘴边，担心祸从口出。而在丧葬礼俗中，求“利”作为运作中心，人们无暇去思考“死”的问题与忌谈“死”的传统交互影响，使人们很难去接受正常的死亡观念。一个民族的死亡智慧、生死观念必然要逐步深入地积淀于民族文化的深层结构当中，积淀、外化与文化的各个层面，从精神信仰、民族性格，到哲学、艺术、文学、世俗生活的兴趣等一切领域。相反而言，人们在本民族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下，也必然将传统的生死观念表现在各个文化层面上。自古以来人们对于丧葬礼仪也十分看重，但是纵观历史，对于葬礼描绘的作品几乎没有。也许是对死亡的神秘与敬畏更使中国人对葬礼之事的描绘顾忌重重，中国丧葬礼仪绘画一直处于官方意识下被“清理”和大众畏惧心理“遮蔽”的状态，墓葬艺术也大多以引魂升天或普罗神仙作为主题。从古代中国绘画遗存可以看出，中国人并不喜欢，甚至是忌讳去描绘丧葬仪式，尤其是对于尸体的直接描绘，而在十九世纪外销通草画中发现的丧葬礼仪图暗示了当时广州甚至是中国社会发生了一些观念性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