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会馆公所外，还有一些以施棺、义葬等为目的创立的善会善堂，它们也作为民间组织填补了殡葬事务的空白。善会善堂在明清间出现，“善堂之所设所以佐吏治之不及，……道光以来，郡邑村镇迭次兴建，几于靡善不备。”夫马进在《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中对于善会、善堂下了一个定义:“善会是个人自愿参加的、以实施善举为目的的自由结社，而善会办事机构的所在以及具体实施善举的设施则是善堂。”多由地方乡绅富贾集资筹建，以施善举，“时士之善者，率皆崇信神道，喜谈因果。同治以来渐息。”而上海所处的江南地区恰是善会、善堂最为集中的地区。除了为无力殡硷的丧家提供免费服务的善会善堂外，还有从事施医给药、育婴恤老等不同善举内容的善会善堂。

                      苏州名流园,上海公墓

    中国人不论贫富贵贱，死后都要入土为安。对于丧事，富有的人家大操大办，普通的人家简单朴素。但棺材一定会在生前选购好，以免陈尸街头。即便如此城市里还是会有买不起棺材的人家。对于死者而言，死而不得棺或是不能入土为安都是不幸中不幸;对于生者而言，为贫苦的人提供棺木，让死者得以安息是极大的善举。乐善好施是商人和士绅们为之追捧的高尚品德，很多善会善堂就此设立，为贫苦者免费提供棺木或预先代支棺木费的赊棺，同时也有免费的丙舍和义家。

    据嘉庆《松江府志》的记载，当时善堂有:华娄同善堂、华亭同善堂、金山同善堂、上海同善堂、南汇同善堂、华亭同仁堂、金山同仁堂、上海同仁堂、青浦同仁堂、与善堂、广善堂、充善堂等。n还开辟了华亭县义家、奉贤县义家、金山县义家、上海县义家、南汇县义家、青浦县义家、川沙抚民厅义家等。可见当时的松江府下几乎每个县都有其善堂和义家。

    同仁堂的诸项事业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是与死者有关的项目。同仁堂向作为救济对象的寡妇和老人发放的丧葬费、施棺费、掩埋费、义家经营费和棚厂费(棚厂为路上倒毙者和水死者的检尸场)等各项与死者有关的支出，在道光十一年(1831年)时占总支出的36.5%，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时占35%。

    辅元堂以赊棺和施医为主。赊棺就是用赊账的方法向那些认为无偿地接受施舍的棺材有碍体面的人提供棺材，日后随时收取款项。

    1855年同仁堂与辅元堂进行了合并。之下设立棺局负责施棺和赊棺。施棺是免费提供棺木，由同仁堂进行;赊棺是先付很少一部分钱，余款在以后随时偿还，由辅元堂负责。1861年，共计提供棺材10943个，棺局的支出超过了1000千文，在各项事业中的比重占有压倒的地位。

    1861年，同仁辅元堂买了很大一片用于义家的土地。这些公共墓地不仅提供给那些贫困无力自己购置墓地的人，还用来埋葬倒毙在上海县城内外的人。具体负责这项事业的是掩埋局。将这些县城内外的棺材收集到同仁辅元堂所管的义家埋葬。

    以同仁堂和辅元堂为代表的各类善会善堂在帮助贫家殡硷方面做出了很多努力，不仅有免费的棺木和公墓提供，还顾及到丧家“好面子”的心理开设有赊棺的服务。同时收敛暴露在外的露尸等公益行为也为维护生活环境做出了贡献。慈善团体在上海传统的殡葬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老上海殡葬业的三大支柱红白杠和贯器店、会馆公所、善会善堂。在近代殡葬方式出现以前，它们是市民的殡葬活动中必不可少的组织。除红白杠和贯器店外，会馆公所与善会善堂都有了与殡葬事务相关的条例规范，为殡葬业的规范化、专业化奠定了一定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