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传统殡葬礼仪与江南其他地区略同，步骤可分为送终、入硷、接煞、做七、落葬、新时节等。上海传统殡葬仪式有暖棺(亡者死后第一夜，无论已硷或未硷，需请和尚诵读经卷，为死者安定魂魄)、做三朝(又称大硷，在亡者死后第三天，丧家必陈酒设菜，供于灵前)、入硷(为死者整理遗容，抬入棺材);出殡(送棺材落葬)、做七(亡者死后每七日一祭，至第四十九天方止。富贵之家必延僧道诵经，为亡者超度。在这些步骤中，“做七”是上海人最为重视的环节。

                       苏州名流园,上海公墓

    人死后，家人去城陛庙或土地庙烧香，称“铺堂”或“烧铺堂香”。然后派人走告亲友，称“报丧”。报丧者不能由直系亲属承担，大多是本族中人，须两人搭档，不能一人单行。报丧者不进对方大门，离去时，亲属在报丧者背后碎碗，说为避邪。至亲好友闻得丧讯，即赶往哭吊，称“吊丧”。吊丧者应从正门入内，子稽颗答谢，妻儿媳妇炜帐后哭丧，否则为“冷座台”。

    亡故之夜，请僧尼、道士在灵前通宵诵经，超度亡灵。穷乡僻壤，农民请吹鼓手，吹奏丧曲。从此夜起直到大硷，家人需每夜在灵堂守夜。

    入硷那天，丧家办素席，称“豆腐羹饭”。死者年迈的丧家则办荤席，称“福寿归天”。素席多用豆腐、油豆腐、油线、豆腐干丝、红烧萝卜、水笋之类;荤席硬八样或六菜六炒已属排场。死者高寿，常有邻里、路人讨取丧席用的碗筷，沾死者高寿之福。

    “硷时凡属小康之家，每用五梅花鸣金站堂，(即红黑帽大锣)及吹鼓手等，并于门口升炮(炮有二种，皆以铁为范，纳火药其中，燃之轰然作响。一在地上放者曰“地锐”，其声较大，其值较昂。手中放者曰“手炮”，火药资较康，故当时用手炮者多)。僧道在枢前诵经，曰“材头经”。亲友为死者上祭，逢七皆可，而以五七日为最多。有用清音奏乐者，谓之“响祭”，无则曰“清祭”。然在五七致祭，丧家必有清音，不必另备也。六七例由婿家设祭，无婿者则由亲戚祭之，以俗有“亡人六七不吃家乡饭”之谚，故丧家不自行设飨也。人死后，自潮以迄百日，向例丧家门首，必悬一丧牌于门内，或树一屏风式之丧插，书明死者之生死年月日时，昭告亲友，近数年渐无之。丧家为死者题主，矜出殡选一日举行者为多，从简者由孝子跪地自题，若请戚友题主，则堂中必高烧红蜀，一如喜事排场，且所请之戚友，必为贵显之人，故题主官须用执事往迎，升堂时先击鼓点三通，由执事站堂，炮工升炮，与官长坐衙无异。襄题官(亦称陪题官)及执事员左右排班，威仪甚形肃穆。今丧制虽异，而请人题主，则犹有行之者，其排衙亦与昔仍同。惟并不排道往迎，且不升炮。又昔当题主之时，例于向北设王位一，案燃黄烛。题主官等于成礼时，须三跪九叩，向北闭行谢恩礼。今帝制已经铲除，此案当然不设矣。”

    近代以前，上海地区丧葬极为铺张浪费，据嘉庆《上海县志》记载，彼时上海地区“丧事尚佛老，祭多以俗节，婚丧之费尤侈，士夫间行古礼，间党知慕之，然未能悉也。”一些有钱有势人家，为了炫耀一番，在家人死了以后不仅举行大规模的吊丧祭拜仪式，而且在出殡时大搞铺张。

    “丧礼之异者，尸不停于堂前，任其堰曲于床榻。至硷时，始得著衣入棺。子孙必择日易凶服。棺之前户镂刻花物极工。冥锁坚致，胜于他处。他如入殡停枢，出殡卜葬，皆必以僧道。七七皆建道场。士大夫葬事，一听诸地师，则又江浙之所同也。”

    另一方面，上海地区还有借吊丧为名索取钱财的恶习。有些市井无赖，非亲非故，看丧家较富，前往磕头吊丧，丧家要酌给钱币。此风气早在明代李绍文所著《云间杂识》中就有记载:“贫生数辈，以吊丧送葬为生，丧家不论识与不识，即制祭轴往拜。每轴列数十，大抵有名无人者，坐索酬仪，不满其欲不去，此风近来愈甚。”还有些乞丐，成帮结队，前去丧家强索滋事。富有之家就不得不聘请丐头，由丐头承领当事者的偿给，且在大门上贴以丐头承领纸条，使乞丐们不敢胡来，以防止肇事生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