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句丽葬俗的研究起步较早，成果亦较多，很多研究高句丽问题的专家都在论著中涉及了与此相关的内容。耿铁华的《高句丽民俗概述》就较早地论及了高句丽男女成年婚嫁以后便开始准备送终衣物，待人死后，依据死者的身份、地位确定下葬日期，实行火葬，并有二次葬的习俗。

                       苏州名流园,上海公墓

    张志立的《高句丽风俗研究》通过高句丽墓葬形制、丧葬习俗两方面介绍了高句丽的丧葬习惯。李殿福的《高句丽民族的社会生活》依旧是在述论高句丽人停尸三年才择日下葬，有厚葬和守丧习俗，及考古学所能反映的墓寝营造问题。孙进己的《高句丽族的习俗》认为高句丽人接受了汉族的服葬制度，并且注意到了从《三国志》到《隋书》在记述中关于高句丽葬俗的一些变化，然而，却没有进行展开性论述。上个世纪的研究很明显可以看出，尽管诸多学者对高句丽丧葬习俗做了相关阐述，但都是作为整个高句丽习俗中的一部分来进行论及，鲜有深人性和开拓性的研究，总体呈现出受文献材料的制约，且研究手法及视角滞后等特点。进人新世纪以后，围绕高句丽的丧葬习俗的研究开始呈现出专业性和拓展性，如宋娟、耿铁华探讨了高句丽陪葬制度和殉葬习俗。此外，李殿福、孙仁杰、苗威等学者以高句丽是否存在“回葬”制度展开学术争鸣，从而将高句丽葬俗的研究课题引向深人。然而，总体来看，对于高句丽丧葬习俗研究的重点区域，主要还是集中在考古学的相关发掘，而考古学探讨的核心大都是高句丽人死后的墓葬构造、陪葬器物等方面的问题，因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较为丰硕，这里不再累述。但当前学界，就高句丽葬俗的独特性和全面性依然呈现研究不深，解读不够到位等特点，高句丽人的葬俗仍是学界尚需着眼关注的学术空自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