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国凤、戴香智以社会工作价值理念为导向，延展服务为内容，探讨了中国殡葬服务业面临的服务对象不单单是去世的人，更是背后悲伤的家属。服务内容也不仅仅是传统的硷、殡、葬，还应包括前期针对临终者及其家属的临终关怀、后期针对死者亲属的悲伤辅导等内容。认为临终关怀是人性化殡葬服务的重要一环。同时也对殡葬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苏州名流园,上海公墓

    郑晓江立足于生死哲学理论，并用于临终关怀和殡葬文化的应用，赋予两者新的理论发展。临终关怀方面，他理解为第一，临终关怀应带给临终者“善终”的感受，即“高品质的死亡”;第二，临终关怀虽然给人服务临终者的印象，其本质确为对公共的死亡教育，是为了让更广大公民了解生命的意义;第三，精神支持或许是临终关怀给予的更重要的内容。至于殡葬文化，他则认为“殡葬业的本质是‘生命传承的事业”，。首先，殡葬文化的发展既要考虑逝者也要考虑生者，做到殡葬人文化。其次，殡葬业同样也是生命传承的事业，除了发展殡葬文化以外，也应当关注殡葬工作者以及与生命教育的结合。因此，同为生命教育的媒介，殡葬文化和临终关怀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因此，作为殡葬文化的一部分，殡葬服务与临终关怀服务之间也是可以“大作文章”的。

    台湾生死学、殡葬学、生命伦理学先驱尉迟淦指出，殡葬服务不应只服务亡者，也不应在发生死亡之后才介入。因为“在自家人处理的那个年代，临终关怀是属于整个殡葬服务的一环”。后来随着时代变迁、社会演变，两者一度割裂。但随着西方社会再次发现临终关怀的重要性，它也再次重现于殡葬服务中。在分析了中国传统的临终关怀模式与西方医疗照顾系统的临终关怀模式后，他发现前者主要针对的是老年人，后者针对的是癌症晚期病人。如果试图寻找适用于殡葬服务使用的模式，需要综合上述的两种模式重新构建。那么，从满足殡葬服务的个人需求角度出发，临终关怀应考虑到以下五点:社会经济、生理医疗、心理意愿、精神意义及生前契约。除了上述理论的阐述，如何把临终关怀应用到殡葬服务中去才更有实际意义。他以为，可以透过网络、生命教育、安宁疗护、生前契约四种最直接的方式，把临终关怀应用到殡葬服务中去。

    李杨阐述了一个新的理念，过程化殡葬服务，即“临终关怀一一过程支持一一后续关怀”的服务模式。他指出，不论是从时间维度还是从悲伤过程来看，现有“殡葬服务”被赋予的含义过于狭隘。现有“殡葬服务”的临时性与实际需要服务的“过程性”发生错位，需要进行服务的双向拓展，构建过程化殡葬服务来满足现实需求。而且，这种服务模式强调的是过程中的连续性，因此三个环节是一个连续的整体，缺一不可。因为，整个的过程化服务是建立在服务人员与服务对象间专业关系与社会关系基础之上的。如果期间发生中断，会对服务对象造成社会性伤害，尤其是心理伤害。所以，这个服务模式在强调单体阶段服务的同时，更强调整体的连贯性和完整性。从而，才能真正“提升殡葬公共服务能力、提高殡葬服务水平”。

    任俊圣强调，由于传统观念的束缚，临终关怀在传统养老中往往被忽视，但是这与现代养老服务的要求相违背。在现代养老服务中，明确临终关怀在养老服务中的性质和功能，是其发展的前提。作为临终者和其社会关系群体的施效方，临终关怀不可避免会遇到死亡必然性的发生一一一遗体的处理等殡葬事务的准备和干预。因此，“殡葬事务作为‘送终’的构成部分是临终关怀应有外延”。